益阳县志里的义亭

邓亚龙

只要翻开益阳老县志,便可看到“义”“礼”两字在益阳历史上的光辉。民国《益阳县志稿》A卷四·各祠庙、芒神祠、义学、桥渡、公所产、公业,均是记载义捐的公益事业和场所,几乎涉及所有益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,捐者姓名、项目、地点、数量记载清晰。这样的记载有约20页。

然而,在诸多行善仗义的事务中,老县志上却见不到“义亭”二字,过去的老人也很少提及过“义亭”。对此,我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走访。

“亭”,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建筑物。“亭”也可说是益阳最早出现于史志中的字眼,如三国时期关羽单刀赴会,关羽过碧津渡上南岸与鲁肃谈判的“茶亭”,唐诗中李白经过沧水铺的“何处是归程、长亭更短亭”。

过去益阳的亭,大多是官建的,像益阳早期裴公亭和压波亭,也是寺庙公建和官方所建。

但益阳却在湖南省内较早出现了“民亭”,更具体一点来讲,是“义亭”。

这种义亭的出现,只有在民国的《益阳县志稿》上才看到,可见“义亭”的出现时间不长。应该与汉口开埠、大码头水运文化的崛起同步,也与安化的茶马古道有直接联系。

1948年的《益阳县志稿》上出现了三个亭。且这三个亭的后两个亭记载地点清晰可考,如之二“益仁亭”:治西南百十五里。就是在今天的马迹塘镇和武潭镇。益仁亭有“益阳仁义”之意。之三的“苗竹亭”,写明就是“六区”。抗战时,益阳划为第五行政区,安化则与常德、新化一起划为第六行政区。但唯独第一个亭“石溪亭”却出现“不详其地”四字。

对史志的疑问,我结合对益阳历史地理的了解、走访,终于在2018年6月,从早年从事卸货搬运的梁德鄂老人口中得到了答案。

梁德鄂老人说,1943年,益阳城内还没有“跑西山”(躲日本),但学校先西迁,他的表妹是长沙蔚南女中的学生,也随学校迁到谢林港涧山的周家祠堂读书。他当时帮表妹挑行李随行,当走到邓石桥曾家村时,随行的老教导主任赖利贞(女)提议大家歇歇脚。等大家在一块空坪上坐下来后,赖主任跟学生们讲起了典故:这里是光绪初年兴起的“石溪亭”旧址,是个义亭,旁边有一口井,冬暖夏凉,因有石溪亭的缘故就叫“石溪井”。过去行脚赶路到石溪亭,是有当地人义供的茶喝的,还可以洗脸漱口。民国初年,这里的义人戴驼子是这条路上有口皆碑的善人。老人是驼背的老鳏夫,好做善事,常年为行人提供茶水。走远路的人风尘仆仆,汗水尘土遮面,还可以洗把脸。碰上戴驼子刚好添过茶水,喝口热茶更舒爽。行人寄存在这里的草鞋,老人也会替你保存好,打回转时可以再穿。这里是进益阳城的西大门,过去的挑夫行人,一般都在这里脱草鞋换布鞋,解围腰放裤脚,整理包袱货囊,有的甚至还要寄存草鞋、羊马(肩货物的工具)、扁担,收拾体面了才可上街。而上去的人,也会在这里喝口水,有的还灌上一竹筒水路上喝。因此,这“石溪亭”是个很受人看重的茶亭,可惜在大革命时期被毁,义产田分了,义亭也就没了。

《益阳县志稿》记载的这三个“义亭”,我们明显地看到了两点;一是“义亭”的出现时间是在光绪初年,是汉口开埠后商运流通的产物,且益阳县只有西南方向才有,其他地方的都是官亭或公亭,不是义亭,故《益阳县志稿》没记载。二是把这三个亭连接起来,乃是一条明显的通往安化茶马古道的行善积德义举路线。当年《益阳县志稿》记载的仅益阳县,进入安化后,这类“义亭”就更多,因安化山高路险。据考察,过去几乎每座大山顶都有这样的“义亭”,视其田产多寡与贫富,义捐者还是“穷莫忘仗义行善,富切莫为富不仁”,尽管义亭简陋,用具粗糙,有的还仅是凉亭,但都尽力做到了仗义行善和真正的古道热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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